第二十章
宋荔的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安排在A大生科院最大的报告厅。不是她自己要求的,是她的导师——那位以严苛著称的遗传学系主任——执意要把她的答辩放在这里。系主任的原话是:“你这篇论文的数据量和研究深度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硕士生,应该让更多人听到。”宋荔听完之后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好”,然后继续低头改PPT。
她的论文题目是《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长期嵌合稳定的免疫遗传学机制——基于自体个案的纵向追踪研究》。研究对象是她自己。从大一到研一,整整六年。每年四次骨髓穿刺,每次留下半管骨髓液和二十毫升外周血。她自己把血样送到实验室,自己离心、分装、标记、冻存。然后自己坐在显微镜前数细胞,自己跑PCR,自己做流式分析。她发表了三篇SCI论文、一篇共同作者论文和两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申请了一个省级青年基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嵌合率-免疫细胞亚群”动态数据库。陆知行是她的合作者。他从大一开始跟她一起做这个课题,从本科做到博士,从最初的手抄笔记做到了全基因组甲基化分析。但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宋荔。这是陆知行自己坚持的——“数据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疼痛是你的。第一作者应该是你。”
报告厅里坐满了人。第一排是答辩委员会,五个教授,每人面前放着一份打印好的论文。后面几排是旁听的学弟学妹,有人举着手机准备拍视频,有人翻开笔记本等着记笔记。姜甜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杯——粉色的,兔子图案,是宋荔高中时用的那个。她说今天要给她助阵。
宋荔站在讲台上,白色长发扎成一个低马尾,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她的手臂上那些手术疤痕已经褪成了很淡很淡的银色细线,在灯光下几乎看不见。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一个磨得发灰的护腕,内侧绣着“继续跑”三个字,线头已经起毛了。这六年她长高了两厘米,体重稳定在一百零四斤。血常规所有指标正常。免疫抑制剂停药已经五年半了,排异反应没有出现。
她翻到PPT第一页。那是一张时间轴——从高中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开始,到开颅手术、骨髓移植、移植后恢复、停药,一直到最近一次骨髓穿刺的数据。时间轴的起点是她的十七岁,终点是今天。右上角有一行小字:“研究对象:本人。n=1。但n=1不代表不重要。”
她开始讲。从嵌合率为什么从移植后第三个月开始稳定在97.3%开始讲起——那是她大一第一次翻病历就问的问题。然后讲到她如何通过长期的免疫细胞亚群追踪,发现了调节性T细胞在她体内的持续优势扩增。再讲到她对供者细胞和受者残留细胞进行了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未被文献报道过的“双向免疫耐受信号”——陆知行的细胞教会了她的免疫系统不要攻击自己,而她体内残留的3%的自体细胞也学会了不去攻击陆知行的细胞。
她翻到数据图的部分。一张曲线图上画着两条线,一条蓝色的是她的调节性T细胞比例,从移植后的第90天开始持续高于正常范围的上限,并且一直维持到最近一次检测。一条红色的是嵌合率曲线,平稳得像一条被尺子画出来的直线。两条线几乎平行。
“这两条曲线的平行关系不是巧合。”她指着数据图,“调节性T细胞的比例升高与嵌合稳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不是我之前在文献里找到的主流假说。主流假说认为调节性T细胞在移植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升高,然后回落到正常水平。但在我的个案中,这个升高是持续性的。我追踪了六年,它没有回落。”
答辩委员会的一位老教授摘下眼镜,低头翻了翻论文的讨论部分。“你认为这种持续性升高的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跟供者的基因型有关。”宋荔翻到下一页PPT,上面是一张基因表达热图,“我的供者——也就是我的合作者陆知行——他的FOXP3基因启动子区域有一个罕见的多态性位点。这个位点在东亚人群中的频率不到百分之二。它会导致FOXP3基因的转录活性增强,进而促进调节性T细胞的分化和扩增。简单来说——陆知行天生就比别人更适合做供者。”
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坐在后排的陆知行推了推眼镜。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轻轻蜷了一下。这个微动作只有坐在他旁边的沈彻注意到了——沈彻低头在平板电脑上打了一行字:“她夸你。你紧张了。”陆知行看了一眼屏幕,没有回复。
答辩委员会的另一位教授举手。“你说这个多态性位点在东亚人群中的频率不到百分之二。你有没有在更大样本中验证过它跟移植预后的关系?”
“有。这是我论文的第二个部分。”宋荔翻到下一页,“我和陆知行合作,分析了公共数据库中一千二百例半相合移植病例的基因数据和临床预后。发现携带该多态性位点的供者,其受者的五年嵌合稳定率比对照组高出十八个百分点。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一千二百例——这不是个案研究了。”
“对。这个部分已经超出了个案的范畴。但它的起点是个案。如果没有我这六年的自体数据,我不会知道该去数据库里找什么。”
答辩委员会的五位教授交换了一下眼神。她的导师——那个以严苛著称的系主任——靠在椅背上,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表达“满意”的方式。
答辩结束之后,宋荔收拾讲台上的资料。姜甜从第三排冲上来把保温杯塞进她手里,然后抱了她一下。“你刚才在上面讲的时候,后面那几个研一的学弟一直在说‘这是本科生?’——我帮你瞪他们了。”宋荔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红枣水的味道在舌尖化开。
陆知行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他今天穿了一件白衬衫,肩膀比六年前宽了一些,银框眼镜换了一副新的,镜片更薄了。但他的表情和六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平静、审慎。他把档案袋递给她。
“答辩通过。建议授予优秀毕业论文。”他说,“这是系主任刚刚签的推荐信。推荐你这篇论文参加今年的全国优秀本科生论文评选。”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答辩开始前二十分钟。系主任提前给了我。他说结果没有悬念,先签了省事。”
宋荔接过推荐信,低头看着系主任的签名。她把推荐信装回档案袋里,抬头看着他。六年了。从高中生物实验室里他拿出那只歪耳朵兔子开始,到现在站在A大生科院的报告厅里,他递过来一封推荐信。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偏离过数据和事实。她说过“谢谢”,他说过“不用谢”。她说“你是怪胎”,他说“我知道”。她在输血小板的间隙里听他讲分子生物学,在ICU里昏迷了八天之后醒过来看到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步数记录本。他捐了骨髓。她活了。然后她用他给的骨髓做了六年的研究。
“陆知行,你的细胞还在我骨头里。”
“我知道。嵌合率97.3%。”
“你能不能不说数据?就这一次。”
陆知行沉默了两秒钟。他的手指在档案袋边缘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下来。“能。你的身体里有我的一部分。这件事——”他顿了一下,“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宋荔看着他,然后伸出手,把他放在档案袋上的手指握了一下。她的手指比他想象中更有力——这六年她不再是被动接受治疗的人了。她是穿白大褂做实验、提液氮罐、在实验室熬夜跑到凌晨的人。她的手上有实验室手套留下的浅浅勒痕,有被微量离心管磨出的薄茧。陆知行低头看着她的手,他的手指在她的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反握住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握住别人的手。
“你的手握力比大一的时候提高了至少百分之四十。”他说。
“陆知行。”
“什么?”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关于你最好的决定——已经够了。后面这句不用补充。”
“好的。”
姜甜在旁边举着手机拍下了这一幕,然后把手机翻过来给沈彻看。沈彻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在平板电脑上打了一行字:“数据分析:两人握手持续时间超出正常社交礼仪范畴三倍。结论:边界已经完全不存在。”他把平板电脑转过来给姜甜看。姜甜看了一眼,笑了。
毕业后,宋荔留在了A大继续读研。她的硕士课题延续了本科论文的方向,但把研究范围从“半相合移植后的嵌合稳定”扩展到了更广的领域——“罕见基因变异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后中的预测价值”。她建立了一个包含数千例移植病例的基因-临床关联数据库,与合作医院一起做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读研期间她又做了不知道多少次骨髓穿刺,每次都是自己签字——受试者签名栏写“宋荔”,研究者签名栏也写“宋荔”。但她现在已经不觉得这种双签有什么特别的了。她已经习惯了同时做两种人——被研究的人和做研究的人。这两种身份在她身上不再冲突。它们长成了同一棵树的两根枝丫。
周渡在国家队的生涯在她读研期间迎来了巅峰。他连续三年入选国家队,参加了两次亚洲杯和一次世预赛。他的场均数据稳在二十二分、六个篮板、五次助攻,已经是国家队得分后卫位置上的绝对主力。他手腕上的护腕换了好几次——从“20+5+5”换到了“25+5+5”,又换到了“亚洲最佳”。每一只都是宋荔绣的,每一只都被他戴到磨得看不清字迹了才换新的。旧的没有扔,放在他公寓的抽屉里,已经攒了五只。
他学会了自己缝补护腕。不是绣字——绣字还是宋荔来。是缝补那些日常训练中磨出来的小洞。他的针脚比高中时进步了不少,至少能把裂缝对齐了。有一次他在更衣室里缝护腕,队友探头进来看了一眼,说“渡哥你在干嘛”。他说“缝护腕”。队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女朋友绣字你缝边,你俩还挺配”。
“对。”他把针线收好,“她忙。研二的课题结题报告写到凌晨两点。护腕就别让她操心了。”
队友没有再说话。但第二天训练的时候,他注意到好几个队友都在手腕上戴了护腕——不是同款,就是普通的运动护腕。没有人绣字,但每个人都在罚球前转一圈。周渡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站在罚球线上,转了转自己手腕上那个磨得发灰的“亚洲最佳”,然后把球罚进了。
又是除夕。陆知行和宋荔站在A大遗传学实验楼的走廊里,面前是一台刚刚安装调试完毕的单细胞测序仪。仪器的外壳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赠A大遗传学系——宋荔、陆知行联合课题组”。这台机器是陆知行用他博士期间的奖学金和发明专利转让费买的。他没有告诉宋荔。直到仪器运到实验楼楼下,工人问“哪位是宋荔老师签收”,她才知道。
“你买这个干什么?”她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个半人高的白色仪器。
“你的课题下一步要做单细胞转录组。公共平台的仪器排期太紧,平均要等三周。有自己的仪器可以把实验周期压缩至少百分之六十。”陆知行的语气跟在高中教室里回答她“步数排行榜”时一模一样——像是在汇报气象数据。
“你博士期间的奖学金全在这台机器里了吧。”
“不是全部。留了一部分用于日常开销。”
“你吃饭怎么办?”
“食堂。”
“陆知行。”
“嗯?”
“你以后做这种事之前,先告诉我。”
陆知行想了想。“好。下次我会提前通知你——‘注意,我即将做一件你认为不应该一个人做的事’。”
宋荔看着他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忽然笑了一下。她转身推开实验室的门走进去,把测序仪的电源插上。指示灯亮起来,发出一圈柔和的蓝光。
下午,她一个人坐高铁去了江边。还是那道江堤,还是那个平台,还是那棵老银杏树。冬天的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色天空下伸展开来。芦苇沙洲上的芦苇又枯了,但明年春天还会再长出来——她每年都来看,每年都长。她站在江堤上,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透明小管——里面装着一滴骨髓液。是两个月前她为自己做的最后一次骨髓穿刺留下的。她拧开盖子,把骨髓液倒进江水里。暗红色的液体在灰蓝色的江面上晕开,很快就冲淡了。
“妈,我又来了。”她蹲在江堤边缘,看着那片很快就消失的红色,“今年我研二。课题做的是你自己的基因——跟你没关系,我的基因。我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者。论文发了五篇。哦,对——周渡今年进了国家队首发。陆知行买了台测序仪,花光了自己的奖学金。他骗我说吃饭够用,但我知道他每天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他跟你一样,做了事不说。”
江风吹过来,把她的白色长发吹得往后飘。她站起来,把空管子放回书包里,转头看着远处江心沙洲上那些枯黄的芦苇。
“停药的时候主治医师说,如果排异不出现,我就是临床意义上的痊愈。今年是停药的第六年。排异没有出现。妈妈,我不再有病了。”
她说完这句话,垂下眼睛,白色的睫毛在江风里轻轻颤动。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这几个字。她对周渡说过“骨髓活了”,对陆知行说过“嵌合率稳定”,对主治医师说过“我可以停药了”,对病历上的每一张化验单说过“正常”。但她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我不再有病了。现在她说了。对着江面,对着芦苇,对着那个被她每年倒进江水里一滴骨髓的女人。
江风停了片刻。然后一阵更大的风从沙洲的方向吹过来,芦苇枯秆在风里弯下腰,发出沙沙的声响。宋荔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转身走下江堤。她的脚步声在水泥路面上规律地响着。这条江堤她走过无数次——高一逃课的时候走过,除夕和除夕和除夕和周渡一起走过,做完骨穿抱着化验单走过。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她。但每一步都是她的。
周渡的国家队首发出场纪录在研三那年破了五十场。他的俱乐部合同在同年续约,合同金额刷新了本土得分后卫的纪录。俱乐部给他办了一个小型续约仪式。他不喜欢这种场合——不是怯场,是觉得没必要。但他还是站在台上,穿着俱乐部的队服,面前是好几排记者。有人问:“周渡,你的护腕现在绣的是什么字?”
周渡低头看了看左手腕。护腕是新的,黑色的,内侧绣着五个字母——“MVP”。字迹比以前更工整了——宋荔这些年绣护腕的功夫已经练得炉火纯青,每一针都踩在布纹上,力道均匀,笔画的起承转合都流畅。
“MVP。”他把护腕翻过来给记者看,“女朋友绣的。她说我今年有希望。”
台下的记者交头接耳了一阵。有一个年轻记者举手站起来:“周渡,从你第一次在U19比赛中罚球前转护腕到现在,快十年了。护腕上的字从‘打篮球别受伤’到现在的‘MVP’,你的数据从场均9分涨到了场均24分。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周渡想了想,然后对着麦克风说:“有关联。但关联不是护腕——是人。”
续约仪式结束后,他走出发布厅,靠在走廊墙上掏出手机。宋荔发了条消息,两个字:“MVP。”他打字:“还没拿到呢。”她秒回:“快了。”他对着屏幕笑了一下,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廊外面,城市的灯火在夜空中连成一片发光的网。
毕业典礼是在六月。宋荔穿着硕士服站在A大遗传学系的方阵里,等待校长拨穗。她的导师站在她旁边,难得地没有催她交数据,而是指了指她左手腕上的护腕。“你这个护腕,从本科戴到现在。绣的字从‘继续跑’换成了什么?”
“PhD。”宋荔把护腕翻过来给他看。上面确实绣着三个字母——PhD。她已经拿到了遗传学的博士录取资格,研究方向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耐受的分子机制。导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他从不在学术场合说的话。
“你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应该读博的。不是因为你聪明——聪明的人很多。是因为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从自己的骨头里来的问题,别人抢不走。”
宋荔低下头,把护腕转了转。她的手指摩挲着那三个字母——PhD。这也是周渡护腕上的第五个版本。他从“打篮球别受伤”到“20+5+5”到“25+5+5”到“亚洲最佳”到“MVP”,一路绣过来,每一只都磨到起毛了才换。她自己没有那么频繁地换护腕。她换了三次——“继续跑”、“B.S.”(学士)、“PhD”。下一个她不知道会是什么。也许是“Dr.”。
毕业典礼结束后,她和陆知行坐在生科院实验楼前面那棵银杏树下。夏天的银杏叶是深绿色的,浓得化不开,把他们两个人的白衬衫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绿影。陆知行去年博士毕业,留在A大做博士后,继续做他自己的课题——罕见遗传病致病基因的大规模筛查。
“你确定要继续做移植免疫方向?”他问。
“确定。”
“你导师说你的新课题申请了联合培养,要去S大待两年。”
“对。S大的移植免疫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好的。他们有全球最大的半相合移植数据库。”宋荔靠在银杏树的树干上,仰头看着层层叠叠的绿叶,“我要把本科那个n=1的个案,做到n=一万。不是比喻——真的要做一万例。已经在谈合作了。”
陆知行没有说话。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她。宋荔打开,里面是一份装订好的文件,封面上印着S大移植免疫研究中心的院徽。第一页是一份“合作研究意向书”,签名栏已经签了对方中心主任的名字。第二页是“访问学者住宿申请表”,宿舍楼的名字和房间号都填好了。第三页是“机票预订单”——日期是她博一开学前一周。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的。你上次提到S大之后,我联系了他们的行政办公室。前后大概花了两周。他们的回复速度比预期的慢,可能是因为邮件被归到了垃圾箱。我打了三个电话才确认收到。”陆知行的语气还是那样——像在汇报实验进度。
“陆知行。”她把档案袋放在膝盖上,转头看着他。
“什么?”
“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不回来?”
陆知行沉默了一会儿。银杏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蜷了一下,然后松开。“不是怕你不回来。是怕你一个人。”
“我有你给我的细胞。你在我骨头里。”
“细胞是细胞。人是人。”
宋荔看着他。他的银框眼镜反射着银杏叶的绿光,看不清镜片后面的眼睛是什么表情。但她认识他快十年了。她能从他的语气里听出那些被他层层编码之后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他说“细胞是细胞,人是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轻了大概零点几秒。这是陆知行表达“我会想你”的方式。
“陆知行。”她说,“你知道周渡每次打完客场都会给我发什么消息吗?”
“不知道。”
“他发‘到了’。就两个字。不管他去哪个城市打比赛,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发‘到了’。他知道我不会回——我经常在实验室熬夜,手机锁在储物柜里。但他还是发。”
“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你们都在怕同一件事。怕我走远了,怕我不回来,怕我一个人。但我不是一个人。”她把护腕转了转,“我有他绣的字,有你给的细胞,有小姨每年过年给我织的毛衣,有姜甜寄到S大的辣椒酱。我没有一个人。”
陆知行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上其实没有灰,他只是需要做一个动作。他重新戴上眼镜。
“我下个月也要去S大那边开会。”他说,“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的年会。地点在S大医学院。时间是你博一开学后第三周。”
“你之前怎么没说?”
“刚收到的通知。”
“陆知行。”
“嗯?”
“你是真的刚收到,还是你投了会议摘要然后让它‘被接收’?”
陆知行的手指在膝盖上又蜷了一下。他沉默了两秒钟。“我是投了摘要。但接收是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安排的。”
宋荔靠在银杏树干上,看着他的侧脸。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银杏叶漏下来,在他脸上画出一片明明暗暗的光斑。她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动动的浅笑,是露出了牙齿的笑。
“好吧。”她说,“那你在S大请我吃饭。”
“好。我会提前做一份餐厅风险评估。”
“不用风险评估。你只需要告诉我哪家食堂的红烧肉好吃。”
“好的。我会提前去吃一遍,做一个比较。”
银杏树在他们头顶哗哗地响了一阵。夏天的风吹过来,几片深绿色的叶子从枝头飘落,落在他们中间的石凳上。宋荔把落叶捡起来,夹进档案袋里。
秦川是周渡在俱乐部里认识的队医。
严格来说,她不是“认识”他——她是“被分配”到他所在的俱乐部做实习队医。她比周渡小三岁,是运动医学专业的学生,来俱乐部完成毕业实习。她第一次见到周渡是在球队的力量房里。周渡正在做深蹲,杠铃上挂了四个大片,杠铃杆被他肩胛骨上的肌肉撑得微微发颤。他做完了最后一组,把杠铃放回架子上,坐起来喘气。秦川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所有球员的伤病记录。
“周渡,你的左膝髌腱炎需要每周做两次超声波。教练让我来安排。”她翻开文件夹,“你这周的超声波还没做。”
“明天做。”周渡用毛巾擦了擦脸。
“今天做。超声波仪现在有空。”
周渡抬头看了她一眼。她个子不高,扎着短马尾,穿着一件白大褂,手里拿着的文件夹贴满了彩色标签。她说话的语气很直接——不是不礼貌,是那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的语气。
“你是新来的?”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