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学出来，他在父亲的布庄干了两年。

这两年，他把布庄里从来没有人理过的几本旧账翻出来，建了一套新的账目体系，把原本糊涂账里的水分挤干净，当年利润多出来整整两成。父亲当众夸了他，他没有太高兴——他知道，他在这里做的，是把一件本来该做好的事，做到它该有的样子，这不是进步，这是正常水平。

他真正想做的，是从零开始，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

景元二十二年，他二十三岁，攒了自己这两年的工钱，加上向父亲借的票据，凑了三万两，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他做的是绸缎直销——绕开所有中间商，直接从苏杭的织坊拿货，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直接卖给京城的商户和大户人家。

他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把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算得很清楚，把可能的风险列了一张表，对应了一张应对方案。

他把那张表让沈韫看了——她那阵子在京城，随先生来参加一个文士的聚会，正好在，他就把表拿过来让她过目。

她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的风险表里，有一项没有写。"

"哪一项？"

"朝廷政策。"

他说："漕运这几年是稳的，商部没有大的改革信号——"

"没有信号，不代表没有风险。"她说，"你一个人赌的是三万两，能不能在那个计划里，留出一个缓冲——万一政策变了，你有多少时间和资金可以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