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第三封信如约而至：

1940年，我被转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鉴于我在达豪的时候经常在厕所干活，来到奥斯维辛之后，我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了屎尿小队。

这是一个整天都要和排泄物打交道的小队，工作任务是清除每天几千人产生的粪便。

奥斯维辛的厕所规模比达豪大得多，里面没有冲水系统，只有三条长长的混凝土深坑，上面架着一排排木板。

坑里永远积满了齐膝深的污秽，旁边没有任何把手可以扶。常有精疲力竭的囚犯一头栽进粪坑里，如果没有人及时伸手拉一把，他们就会活活窒息而死。

而我们小队的工作，就是跳进这样的坑里，挑着沉重的木桶把污秽运出去。

负责管理我们的卡波是个心理变态，特别喜欢折磨新人。他常常让新人独自去挑大粪，故意把桶弄翻。

如果粪水溅到新人脸上，只要一显露出嫌恶的表情，哪怕只是下意识地想去擦一下，卡波立刻会给他一顿毒打。直到这个人最后对屎尿彻底麻木，像个没有嗅觉和尊严的机器。

天哪，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偷偷作曲？那时候，我以为一切都完了，我这双演奏乐器的手，注定要在奥斯维辛的粪坑里腐烂了。

但1941年春，奇迹般的转机来了。

——音乐家

两人的好奇心都被音乐家吊起来了，期盼着第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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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晚上，第四封信继续道来：

到了1941年春，一位喜爱古典乐的长官突然下令，要组建一支正式的管弦乐队，于是党卫军开始在营区里寻找会演奏乐器的囚犯。

面对当局的号召，许多真正的音乐家却犹豫了，甚至在点名时不敢站出来。

你们知道的，集中营里常有这样的致命骗局：借口说新建的机构缺人，叫教师、法官、医生等等特定职业的囚犯出列，许诺给他们更好的待遇。

当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相信了党卫军的鬼话，被集中带走之后，等着他们的往往就是通往毒气室的卡车。

可我实在受够了屎尿小队的日子，招募令一出来，我第一个冲上去报了名。

在我眼里，这双手若只能用来挑粪，活着跟死了没两样。再不抓住这次机会，我迟早要疯。

幸运的是，这次当局没有骗人，一个真正的乐队真的被组建起来了。

从此我摆脱了繁重的苦役，成为了所谓的职能囚犯。我们不必在风雨中去修路，而是在温暖的音乐室里排练。我们的伙食比普通人多一片面包，偶尔还能得到党卫军赏赐的香烟。

1941年，是我在这座地狱里所得最多的一年。我重新拾回了做人的尊严，结识了许多朋友，彼此帮扶，互相支撑。

当然，也包括你们。那日在车站，若不是简拦下那一鞭，我或许早已没有今天。

我想，我会永远庆幸自己当时响应了号召，去到了乐队。

因为音乐，让我得以活到现在。

也因为音乐，让我认识了你们，我的朋友。

——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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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发出悠长的汽笛声，缓缓启动。

十几个刚刚重获自由的人坐在车厢内，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依旧陷在不真实的恍惚之中。

几天前，他们在囚犯接待楼签了协议，领回了属于自己的平民衣服。党卫军将他们带到营区的边缘，让他们从邮件检查室那道小门走了出去。

几名党卫军小队长站在门口，用公式化的语调向他们道别。

“自由之后，随便你们去哪里。”为首的军官目光冰冷，扫过每个人的面庞，“但只有一点——绝对不要提起奥斯维辛的任何事！”

“如果当局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未能守口如瓶，那么盖世太保会在半夜敲开你家的门。到那时，我保证，你们会很快回来报到的。”

被释放的人们吓得连连点头答应，一行人在党卫军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小镇的火车站。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这个车站的空地上做苦力，像牲口一样搬运芜菁。

直到跟站台上的卫兵挥手道别，听见列车员在车厢里叫卖食物，他们才真正触碰到几分真实的自由。数年囚禁，终于随着窗外倒退的风景渐渐远去。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单调得像催眠，让他们仍陷在半梦半醒的恍惚里。列车缓缓行驶了几日几夜，众人才从混沌的泥潭中清醒过来。

想到今日正是死亡罚站的最后一晚，一阵后怕骤然攥住了每个人——若没能被释放，自己或许早已冻毙在某一夜的冰雨里。

被奇迹砸中的庆幸在心底翻涌，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声难言的唏嘘。不知是谁起的头，唱起了《达豪之歌》的下半首：

“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

熟悉的旋律让其他几人鼻子一酸，不由都跟着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带着劫后余生的宣泄：

?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要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像钢铁一样强韧。

?达豪的兄弟，哪怕身处地狱，也要保持仁爱。

?达豪的兄弟，挺起胸膛，做一个真正的人。

?哪怕这是谎言，也要相信——通向自由的唯有劳动！唯有劳动！

歌声在车厢里回荡，泪水肆意流淌。周围的乘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悲歌惊到了，好奇地问：“上帝啊，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