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榆在回春堂的最后一天，是个大晴天。
阳光从账房的窗户涌进来，照在桌案上那摞整理好的账册上，照在墙角那盆已经爬了半面墙的文竹上，照在青禾正在擦拭的笔架上。空气里有灰尘在光柱里飞舞，细细密密的，像金色的粉末。
苏榆把最后几本账册归位，拍了拍手上的灰，站在屋子中间，环顾四周。这间账房，她待了大半年。在这里学会了用毛笔写数字，在这里画了第一张资金流向图，在这里吃了无数顿青禾送来的饭菜，在这里等沈不言的消息等了三天又三天。她以为自己离开的时候会很不舍，但真正到了这一天，心里反而很平静。
不是不念旧，是知道旧的地方已经装不下她了。
“榆姐儿，你真的要走啊？”青禾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手里还攥着那块擦笔架的抹布。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又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苏榆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青禾的头。“不是走，是换一个地方干活。还在京城，你想我了就去户部找我。”
“户部那么大，我哪找得到你……”
“你就说找苏主事，门房会告诉你的。”
青禾吸了吸鼻子，把抹布塞进袖子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塞到苏榆手里。“这是我攒的，你拿着。户部的饭听说不好吃，你拿着银子自己买点好的。”
苏榆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十文铜钱，用红绳串着，每一文都磨得发亮。青禾一个月工钱不到二两银子，这几十文钱不知道攒了多久。她把布包攥在手里，把青禾拉过来，抱了一下。
“青禾，等我安顿好了，接你去户部附近的巷子里住。不用每天早起生火烧水了。”
青禾的眼泪终于没忍住，啪嗒啪嗒地掉在苏榆的肩膀上。她哭得很小声，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呜呜咽咽的，一边哭一边说：“榆姐儿，你说话要算话……”
“算话。”
陈鹤亭站在账房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红漆托盘，盘子里放着一碗面、一碟酱、一小碗黄瓜丝和豆芽。炸酱面，多放黄瓜丝——苏榆上次在运河上跟沈不言说要吃的那碗。
“东家，您怎么知道——”
“沈大人前天来铺子里说的。”陈鹤亭把托盘放在桌案上，退后一步，搓了搓手，憨厚地笑了笑，“小榆，吃了这碗面，出了这个门，你就是朝廷的人了。东家没什么能给你的，就给你做碗面。祝你以后的路，顺顺当当。”
苏榆看着那碗面。面条是手擀的，粗细不均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但煮得刚好，不软不硬。酱是陈鹤亭自己炸的，肉丁切得大小不一，但闻起来很香。黄瓜丝切得有点粗，豆芽焯得有点过，但每一根都是用心摆上去的。
她坐下来，端起碗，吃了一口。
面条在嘴里化开，酱香、肉香、黄瓜的清爽、豆芽的脆嫩，全搅在一起。她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不是因为嚼不烂，是因为舍不得咽。
吃完面，苏榆把碗筷洗干净，放回厨房。然后回账房拿起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裳、那支用了大半年的炭笔、和那枚监察司的临时差牌。沈不言让她留着，她就留着。
她走出账房，走过前厅，走过药柜，走过那些正在忙碌的伙计。每个人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她，有人喊了一声“苏姑娘，常回来看看”，有人跟着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有人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用目光送她。
苏榆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户部在城西，和监察司隔了三条街。
苏榆站在户部衙门的门口，抬头看着门楣上方的匾额——“户部”两个字，黑底金字，笔力雄浑，不知道是哪位先帝御笔。门口的石狮子比回春堂的大十倍都不止，张着嘴，露着牙，瞪着铜铃大的眼睛，像是在说：进来容易，出去难。
她深吸一口气，跨过门槛。
户部比监察司大得多，也比监察司旧得多。院子一进接一进，廊道一条接一条，到处都是抱着一摞摞文卷来来往往的书吏，到处都是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响。空气里有陈年纸张的霉味、墨汁的酸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积攒了几十年的灰尘的味道。
苏榆被带到了档案库。
户部的档案库在地下一层，比监察司的大牢还大。一排排木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架子上码着密密麻麻的文卷，有的用布包着，有的用绳子捆着，有的就那么散着，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曲得像秋天的落叶。
苏榆站在档案库的门口，看着这一望无际的架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六十年。大梁朝开国至今的账目，全部在这里。没有人整理过，没有人分类过，甚至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文卷。它们就这么堆着、摞着、塞着、压着，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散发着霉味的坟墓。
管理档案库的书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何，戴着老花镜，佝偻着背，走路的时候鞋底在地上拖着，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看了苏榆的任命文书，又看了苏榆本人，上下打量了好几遍，最后说了一句：“苏大人，您要查哪一年的？”
苏榆想了想，说了一句让何书吏差点没站稳的话。“全部。从开国元年到现在。全部。”
何书吏扶了扶老花镜，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他转过身，拖着鞋底走进档案库深处，消失在了木架之间。过了一会儿，他抱着一摞落满灰尘的文卷走出来，放在苏榆面前的长案上。
“这是开国元年的。”他说，“苏大人，您慢慢看。”
苏榆看着那摞比她还高的文卷，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永昌票号六年的账目，她整理了半个月。户部六十年的账目，按同样的速度，需要一百五十个月——十二年半。她跟沈不言说“给我十年时间”，好像说得有点太满了。
但打工人，不打无准备之仗。十二年就十二年。十二年之后，她也才二十八岁。在四大，二十八岁的高级审计师，正是最好的年纪。
苏榆坐下来，翻开第一本文卷。
开国元年的账目，用的是最原始的老式流水账，收支不分，科目混乱，字迹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纸张发黄发脆，翻页的时候要极其小心，稍一用力就会碎。墨迹已经褪色了，有些地方只能看到淡淡的痕迹，像是纸上的幽灵。
她从第一页开始看。
不是逐字逐句地看——那会看死她。她在找异常。永昌票号的账目教会了她一件事：假账做得再漂亮，也会留下痕迹。而户部六十年的账目，如果里面有假账，一定比永昌票号的更粗糙、更明显、更容易被发现。因为六十年间的造假者，没有赵仲和那么好的账房。
第一天，她看了开国元年的前三个月。没有发现异常，但发现了一个问题——开国元年的账目里，有一笔支出没有对应的收入。不是假账，是真账没记全。打仗的时候，谁有空记账？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第二天，她看了开国元年的后九个月。发现了两笔对不上的账。一笔是军饷支出，金额大得离谱，但对应的征兵人数却很少。不是假账，是有人在报账的时候多报了人数——吃空饷。大梁朝开国第一年就有人吃空饷，这个传统还真是源远流长。
第三天，她看完了开国二年全年的账目。发现了五笔异常。其中一笔最明显——“修缮皇宫”支出八十万两，但开国二年根本没有修缮皇宫的工程记录。这笔钱去哪了？苏榆在纸上记下了日期和金额，准备以后交叉比对。
她在这座巨大的、沉默的、散发着霉味的坟墓里，一点一点地挖掘。像考古学家，像矿工，像那种明知道前面有宝藏、但不知道要挖多深才能挖到的人。
沈不言来过一次。
他站在档案库的门口，没有进来。苏榆抬头看到他的时候，他正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她。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黑黑的，一直延伸到苏榆的桌案脚下。
“苏大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这第一把火，打算烧多久？”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几乎可以称之为调侃的味道。
苏榆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沈大人，你从三品的官，来正六品的主事这儿串门，不怕被人说闲话？”
沈不言嘴角动了一下。“监察司管的是监察，不是闲话。”
他走进来，站在苏榆身边，低头看她面前那摞文卷。他的目光在一页发黄的账册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到苏榆脸上，看着她眼底的青黑和手指上的墨渍。
“你几天没睡了？”他问。
“没多久。两天。”
沈不言沉默了片刻，然后从袖中取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桌案上。油纸包是温热的，打开，里面是两个包子、一碗还是热的馄饨。
“监察司门口那家的。”他说，“今天收摊早，我让他先做了。”
苏榆看着那碗馄饨，看着汤面上飘着的葱花和虾皮，看着馄饨皮薄得透明的边缘。她端起碗，喝了一口汤。鸡汤底，和以前一样。
“沈大人，户部的账，比永昌票号的难查。”
沈不言在她对面坐下来——不知道从哪里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长案对面，就那么坐了。档案库里没有别人，只有他们两个，和满架满架沉默的文卷。
“难在哪？”他问。
“不是难在技术。”苏榆说，“是难在时间。六十年的账，每一笔都要核，每一笔都要比对。我一个人，做不完。”
沈不言看着她。
“我不是来帮你查账的。”他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皇上让我兼管户部监察。户部的账，从今天起，归监察司和户部共管。”
苏榆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笑了。
共管。也就是说，她不是一个人在查。沈不言的人会帮她调档案、找资料、做交叉比对。她需要的每一份文卷，监察司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她的案头。她发现的每一个问题，监察司会跟进调查。
“沈大人，你这是——给我派了帮手？”
沈不言站起来，走到档案库的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不是帮手。是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