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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的工作比沈夜澜预想的要快。

杜建明是一个不需要睡觉的人。至少在这件事上不需要。他把专案组的人分成四个小组，分别负责证人询问、物证核查、书证整理和外围调查。每天早上七点开碰头会，晚上十点开总结会，中间的时间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跑、不停地问、不停地写、不停地核。没有人抱怨，因为杜建明自己跑得最多、问得最细、写得最工整、核得最严格。他在这个案子上投入的精力，比他过去三年办的所有案子加起来都多。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比那些案子更重要——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人在回避申请书上写下了“专案组组长收”几个字，然后转身走了出去，把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线索和所有的希望都留在了那张铺满了纸张的长桌上。

沈夜澜以证人的身份配合专案组调查。他每天早上去分局，在杜建明的办公室里坐一整天，回答所有他能回答的问题——关于沈鹤亭的，关于陆维民的，关于程绍棠的，关于梧桐巷的，关于那个雨夜他能想到的每一个细节。杜建明问得很细，细到沈夜澜有时候需要闭上眼睛、把记忆倒回到某一个具体的时刻、某一个具体的画面、某一个具体的声音，才能在脑子里找到那个被时间掩埋了的答案。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五天，顾衍之被正式拘留。

不是传唤，不是询问，是拘留。杜建明亲自带的队，三个人，两辆车，从江城分局出发，到文化局大楼，上五楼，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顾衍之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批文件，看见杜建明进来，手里的笔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看着杜建明，看着杜建明身后的沈夜澜。

“你来了。”他说。是对沈夜澜说的，不是对杜建明。沈夜澜站在门口，没有说话。杜建明走到顾衍之面前，从公文包里拿出拘留证，展开，放在桌上。“顾衍之，你涉嫌故意杀人、包庇、伪证、受贿，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现依法对你执行拘留。这是拘留证，你看一下。”

顾衍之没有看。他看着沈夜澜，嘴角慢慢浮起一个笑容。那个笑容里有解脱、有释然、有一个人背了十年的包袱终于可以放下了、不用再背着它走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直到走不动的轻松。“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他站起来，把手伸到背后，让杜建明给他戴上手铐。金属碰撞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脆，像一口钟被敲响之后那一声悠长的、久久不散的余音。他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没有说任何一句多余的话。他跟着杜建明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走过楼梯，走过大厅，走出文化局的大门。阳光落在他灰白色的中山装上，把那层灰白色照得更浅、更淡、更接近白色。他看着阳光下自己的影子，影子很短，几乎缩在了脚底下，像一个不敢见光的、卑微的、随时会消失的幽灵。

他转过头，看着沈夜澜。“沈夜澜。”

沈夜澜看着他。

“那张照片背面写的是真的。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是我说的。是程绍棠自己告诉我的——他说，‘小顾，那个电话是我打的，你不用替我背这个锅。’那是1983年的事，他在省城的别墅里，喝着一杯三十年的普洱，跟我说了这句话，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不值得被记住的、过去了很多年所以已经不重要了的事情。他以为他不说，我也会替他说。他以为我替他说了，他的良心就不用再疼了。但良心这东西，不是别人替你说了，你就不用疼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副银色的、冰冷的、在阳光下反着光的手铐。“它一直在疼。从1975年10月26日晚上开始疼，疼了十年，没有停过。”

他上了车，车门关上了。车窗是深色的，从外面看不见里面，但沈夜澜知道顾衍之在看他——隔着那层深色的玻璃，隔着那副银色的手铐，隔着十年的恐惧、十年的沉默、十年的挣扎和逃避。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是光，是从缝隙里漏进来的、最后的、微弱的、不肯熄灭的光。

车开走了。

沈夜澜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建设路的车流里，和所有的车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辆是押着顾衍之的警车，哪一辆是普通的、装着普通人的、开往普通方向的公共汽车。

林柏舟从书店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那本正在看的书，书签夹在三分之一的位置。“顾衍之被抓了？”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嗯。”

林柏舟看了他几秒钟，从书店里走出来，站在他旁边，和一起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梧桐巷的午后很安静，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地上，落在林柏舟的肩膀上。沈夜澜伸出手，把那片叶子拿下来，放在掌心里看了看。叶子的脉络很清晰，金黄色的，像一个微型的、精致的、被秋天精心雕琢过的工艺品。

他把叶子放进口袋里，和那张纸条放在一起。纸条还在，还在原来的位置。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被体温焐了太久，墨水都洇开了，变成一小片淡蓝色的、没有形状的、但依然存在的痕迹。但他不需要看那行字了。9月16日，到江城的第一天。那是他一辈子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