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的深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梧桐叶正一片片往下落。戴公馆的铁门徐徐打开，一辆黑色福特轿车缓缓驶入，停在主楼前的石阶旁。

柳眉何先下了车，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旗袍，外罩米白色呢绒大衣，面容姣好，眉目间却带着几分拘谨。她回身将后座上的戴知南抱了下来，又弯下腰替他整理了一下小西装外套的领口。

“南南，一会儿见了人，要喊爸爸，知道吗？”柳眉何的声音轻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戴知南乖巧地点了点头。他今年五岁，生得格外清秀，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睫毛浓密微翘，若不仔细看，当真像个瓷娃娃般精致的小姑娘。只是那眼神里总透着一股怯生生的意味，像是随时都在害怕自己做错什么。

主楼的门从里面打开了。戴守正走了出来，他四十出头的年纪，身量高大，面容端正严肃，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马褂，举手投足间尽是一家之长的威仪。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量尚小却已初具气度的男孩。

“眉何，来了就好。”戴守正的声音沉稳，目光扫过柳眉何，又落在她身后的戴知南身上，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柳眉何连忙拉着戴知南上前，微微欠身：“守正。”

随后她将戴知南轻轻往前推了推，低声道：“叫爸爸。”

戴知南抬起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怯怯地看了戴守正一眼，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爸爸。”

戴守正嗯了一声，没有多看他，侧身对身后的男孩道：“友伦，过来。”

戴友伦走上前来。他八岁，已经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深蓝色学生装，皮鞋锃亮，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的眉眼轮廓分明，眉骨略高，鼻梁挺直，下颌线条已经有了少年人利落的弧度，一看便知是戴守正的儿子，骨相里的那股硬朗如出一辙。

“这是柳姨，这是知南。”戴守正简洁地介绍了一句，语气平淡，像是在交代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戴友伦看了柳眉何一眼，微微点头，喊了一声“柳姨”。目光转到他面前那个小小的身影时，他停了一停。

戴知南正偷偷地从母亲身后探出半个脑袋来看他，两只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眼神里既有好奇又有明显的畏惧。那一瞬间，四目相对，戴知南像是受了惊的小动物一般，迅速把头缩了回去，把自己藏在了母亲身后。

戴友伦心里微微有些不耐。他不喜欢这样怯懦的小孩，更不喜欢这个小孩即将住进自己的家里。但他从小被教养得很好，喜怒不形于色只是淡淡地收回目光，没有再多看一眼。

“友伦，带知南去院子里玩玩。”戴守正发话了，语气不容置疑。

戴友伦垂手应了一声“是”，便转身往花园的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停下回头一看，戴知南还站在原地，紧紧抱着柳眉何的腿，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又望着自己的母亲，眼眶已经微微泛红了。

柳眉何蹲下身，耐心地替儿子擦去眼角的泪痕，柔声道：“南南乖，跟哥哥去玩，花园里有秋千，还有好多好多花，妈妈和爸爸说说话，一会儿就来接你，好不好？”

戴知南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他看了看母亲温柔而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不远处站着的那个高高瘦瘦的哥哥，心里既害怕又无措。但他从小就知道，母亲说的话一定要听，听母亲的话，日子才会好过一些。

他松开了手，迈着小短腿，一步一步地朝戴友伦走去。

那几步路走得极慢，小心翼翼的，像是脚下踩着的不是平整的石板路，而是随时会碎裂的薄冰。他走到戴友伦跟前，仰起头来看他。五岁的孩子看八岁的孩子，要仰起很大的角度，阳光从戴友伦身后照过来，戴知南眯了眯眼，忽然觉得这个哥哥好高，高得像院子外面的那棵法国梧桐。

戴友伦低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称不上冷淡，但绝对说不上热络。他没有伸手去牵戴知南，只是转过身去，丢下两个字：“走吧。”

戴知南愣了一下，随即小跑着跟了上去。

他不敢靠得太近，始终保持着三四步的距离。戴友伦走得快，他就要小跑着才能勉强跟上；戴友伦偶尔慢下来，他便也慢下来，像一只怯生生的小尾巴，不远不近地缀在后面。花园里的石板路铺得整齐，两旁种着修剪整齐的黄杨，秋日的阳光暖暖地洒下来，将两个孩子的影子拉得一长一短。

戴友伦走到花园中央的凉亭里，在石凳上坐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英文版的《格列佛游记》——那是一本袖珍口袋书，是他从英国带回来的，纸张薄而柔软，字印得极小。他翻开书页，很快就沉浸了进去，仿佛身后那个小小的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