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报纸上的账目公告，比西奥多预想的发酵得更快。

《泰晤士报》的那篇文章本来只占了第三版的一个角落，但其他报纸很快跟进。《纪事晨报》转载了全文，还加了一段编者按：“一位年轻医生，将义演所得全部捐出，分文不取。此事之新鲜，不在金额之大，而在其人之诚。”《伦敦公报》则把焦点放在了信托制度上，称这是“民间人士推动公共卫生之创举”。

消息从报纸流向街头，从伦敦流向乡间。有人在酒馆里读报，有人在咖啡馆里议论，有人在马车里传阅剪报。西奥多·菲利普斯这个名字，从一个只在音乐圈和医学圈里流传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不是因为他多有钱，不是因为他多有才华，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懂、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他把别人捐的钱，一笔一笔地写在报纸上，告诉全英国的人：你们的钱在这里，没有被挪用，没有被私吞，一分一毫都在账上。

麦里屯的疫情、伤寒、封死的窗户、四岁女孩玛丽·卡特的故事，也在报纸的转载中被反复提及。有人写成了长文，有人缩成了短讯，有人在布道时当成了例子，有人在酒馆里当成了谈资。

“你听说了吗？赫特福德郡那个小镇，死了三十一个人。一个年轻医生自掏腰包，把全村的卫生搞好了，还替穷人交了窗户税。”

“听说了。叫什么来着？”

“菲利普斯。西奥多·菲利普斯。布鲁克街的。”

“就是写《The Mass》那个？”

“就是他。”

信开始涌来。

不是一封两封，是一天几十封。贝茨每天早晨从信箱里抱出一摞信，放在书房的桌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有捐款的，有求助的，有请教的，有邀请的。有从伦敦寄来的，有从乡间寄来的，有从苏格兰和爱尔兰寄来的。有一封信的地址只写了“伦敦·菲利普斯医生”，居然也送到了。

西奥多每天花两个小时读信，两个小时回信。他不可能每一封都回，但他尽量多回。有些信只有几行字，有些信洋洋洒洒好几页。

但最多的信，是想请他当家庭医生的。

伦敦的贵族和富商们，读了报纸之后，开始打听这个年轻人是谁。布鲁克街的诊所，门牌号不难找。于是一封一封的邀请信寄来，措辞各不相同，但意思都差不多——菲利普斯先生，我们想请您担任我们的家庭医生。

西奥多把那些信看了一遍。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信托的运作、卫生改革方案的推进、麦里屯的堆肥场、乐谱的出版、演奏授权的管理——他没有时间像普通家庭医生那样随叫随到。但他也没有直接回绝。

周末，福斯特先生来布鲁克街送文件的时候，看到了桌上那摞信。

“这些都是请您当家庭医生的？”他问。

“大部分是。”西奥多说。

福斯特先生拿起几封看了看信封上的火漆印，抬起头看着西奥多。

“您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知道几个。”

“您打算怎么办？”

“不打算去。我没时间。”

福斯特先生把那几封信放回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菲利普斯先生，您不一定亲自去看病。您可以换一个方式——不做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做顾问。每年收一笔顾问费，平时不需要您去，只有遇到棘手的病症才请您出面。平时的小病小痛，让他们自己的医生处理。”

西奥多想了想。

“这个可行。”

西奥多给四位贵族写了回信——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德文郡公爵、霍华德先生、卡文迪什勋爵。他在信中说，他没有时间担任全职家庭医生，但愿意以顾问的身份为他们服务。每年收取一笔顾问费，平时不随叫随到，只有遇到疑难病症时才会出面。如果涉及长期治疗或特殊护理，费用另议。

四封回信都很快到了。四人都接受了这个安排。

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的管家写信来，说公爵夫人“完全理解”，并希望菲利普斯先生“每季度至少来喝一次茶，不必看病，只是聊聊天”。德文郡公爵的私人秘书写信来，说公爵“欣赏这种安排”，并附上了一张支票，是第一季度的顾问费。霍华德先生的信写得很短：“顾问就顾问。但你还是要来陪我钓鱼。”卡文迪什勋爵的信最正式：“菲利普斯先生，你的条件我都接受。签约事宜，请与我的管家联系。”

西奥多把四封信放在桌上，看了一遍。四个贵族，四份顾问合约，四笔稳定的年收入。这笔钱同样是明面上的、干干净净的、经得起查的。

他不是为了钱签的这几份合约。虽然那些数字加起来确实不小，但他签这些合约，是因为福斯特先生说的那句话——门路。

卡文迪什勋爵在议会里有席位，德文郡公爵在德比郡有庞大的产业，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在伦敦的社交圈有极大的影响力，霍华德先生在诺福克郡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他签下了这几份合约，就等于同时走进了四个不同的圈子。以后他要推动卫生改革，要争取试点授权，要找议员投票、找贵族背书、找有钱人捐款——这些人的门，会比别人的更好敲。

他拿起笔，给福斯特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起草顾问协议。又给贝茨写了一张便条，让他去订做四张名片，分别写上“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医疗顾问”、“德文郡公爵医疗顾问”等头衔。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