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亏大了。”西奥多说，“所以承包商有强烈的动机把事情做好，把账做平，把卫生搞干净。这个机制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承包商不敢偷懒——偷懒的成本，比好好干的成本高得多。”

议员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下一个提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绅士，坐在长桌的正中间，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西奥多不认识他，但巴林顿爵士后来告诉他，这位是前内政部官员，在议会里说话很有分量。

“菲利普斯先生，你说你的方案可以替代窗户税。但窗户税是国家税收，是法律规定的。你说替代就替代，凭什么？”

“先生，我不是说替代就替代。”西奥多说，“我是说用实际收益来检验。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征收，承包税补上缺口。一年之后，把两本账放在一起比一比——哪本账更厚，就用哪本。”

他停了一下。

“如果承包税的收入比不上窗户税，我无话可说，窗户税照旧征收。但如果承包税的收入超过了窗户税——先生，到那时候，不是我要替代窗户税，是数字要替代窗户税。”

老绅士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四个提问的是坐在角落的一位年轻议员。他看起来三十出头，头发梳得油光发亮，领结打得一丝不苟，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语气。

“菲利普斯先生，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西奥多说。

“二十二岁，”年轻议员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你二十二岁，没有从政经验，没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天。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管理三个区域的卫生事务？”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生气。

“先生，我二十二岁。但我在麦里屯管理过六十三户人家的粪池改造、一千二百码排水沟的清理、三间公厕的建设、一个堆肥场的运营。我没有从政经验，但我有挖沟的经验。我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但我有让工人准时上班的经验。我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天，但我在麦里屯的泥泞街道上工作过三个月。”

他停了一下。

“经验不是从办公室里长出来的，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年轻议员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坐在他旁边的一位老议员轻轻笑了一声。

下一个提问的是一位看起来六十多岁的议员，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很深，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分量。西奥多后来才知道，他在下议院已经坐了将近四十年，经历过三任国王，见证过无数法案的通过和否决。

“菲利普斯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些数字，我都听了。你的方案，我也看了。但我有一个问题——不是关于数字的，是关于你的。”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在麦里屯花了八十英镑，救了三百个人。你在伦敦花了多少时间？半年？一年？你花这些时间，如果用来开诊所、看病，你能赚多少钱？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不赚钱的事？”

房间里安静了。

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他看着那位老议员，想起了麦里屯的那些人——卡特家的小女儿，四岁，死在他面前；面包房的学徒，十六岁，死在他面前；玛丽站在门口拉着他的手，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点头；老汤姆说“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我活着一天就认你一天”。

“先生，”他说，“我在麦里屯的时候，有一个四岁的女孩死在我面前。她的名字叫玛丽·卡特。她死的那天晚上，我站在她家的窗户前面。那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因为她的父母交不起窗户税。我想打开它，但木板钉得太牢了，我打不开。”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后来疫情平息了，我把那扇窗户打开了。木板是我自己撬的，钉子是我自己拔的。阳光照进去的时候，玛丽的母亲哭了。她说，如果这扇窗户早开一个月，她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

他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说的对不对。也许开了窗，玛丽还是会死。但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如果麦里屯的水井不被粪便污染，如果排水沟不堵，如果穷人不用为了省几个先令而把自己封在黑暗里——这场疫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他看着那位老议员。

“先生，我做这件事，不是因为赚钱。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四岁的女孩死在我面前。”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老议员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给他一个机会。”他说。

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长桌后面，帕金森先生举起了手。“同意。”

另一个议员也举起了手。“同意。”

又一个。“同意。”

主席没有举手。他看着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菲利普斯先生，听证会到此结束。委员会将在一周内作出决定。请等候通知。”

西奥多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收进公文包，扣好，然后向长桌后面的议员们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各位先生。”他说。

他走出议会大厦的大门，雨已经停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了一线光，落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