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能帮我递过去吗？”

霍尔先生想了想。

“我可以帮你递。”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跟我去见一个人。”

“谁？”

“我哥哥。威廉·霍尔。他在议会里，是卫生委员会的主席——不是真正的主席，是委员之一，但说话有分量。”霍尔先生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泰晤士河，“你这份报告，光送到查德威克手里不够。查德威克是政府的人，他能推动立法，但他一个人说了不算。议会里需要有人替你说话。”

西奥多沉默了一会儿。

“您哥哥为什么要见我？”

“因为我告诉他，有一个年轻医生，在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镇上，用自己的钱把全镇的卫生搞好了，还帮穷人交了窗户税。”霍尔先生转过身，看着西奥多，“他说他想见见这个人。”

第二天下午，西奥多在霍尔先生的陪同下，去了威斯敏斯特。

威廉·霍尔的办公室在议会大厦附近的一条街上，是一栋老式的红砖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威廉·霍尔，下议院议员”。西奥多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门进去。

威廉·霍尔比他的弟弟年长几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他接过西奥多的报告，没有当场看，而是放在桌上，先跟西奥多聊了一会儿。

“你那个粪便制肥的生意，”他问，“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在麦里屯住了二十多年，知道粪池离水井太近会污染水源。”西奥多说，“但如果只是告诉农民‘你们的粪池不卫生’，他们不会改。因为他们需要用粪便肥田。所以我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改，我来帮你们改。我定期派人去掏粪池，把粪便运到镇外处理，腐熟之后再卖给你们做肥料。这样既卫生，又不耽误你们种地。”

威廉·霍尔看着他，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欣赏，是好奇。

“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岁，做了一堆四十岁的人都不敢做的事。”威廉·霍尔摇了摇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剑桥念书，整天想的是怎么在舞会上认识漂亮姑娘。”

西奥多没有说话。

威廉·霍尔拿起那份报告，翻开，开始看。他看得很慢，比霍尔先生慢得多，每一页都要反复看好几遍。看到表格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用手指点着数字，一个一个地默念。看到窗户税那一段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这份报告，我会送到查德威克那里。”他说，“也会在委员会里传阅。但我不能保证什么。议会的事，你知道，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我知道。”西奥多说。

“不过，”威廉·霍尔睁开眼睛，看着他，“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这份报告来得正是时候。查德威克正在起草一份公共卫生法案，需要地方上的案例和数据来支撑。你的麦里屯，也许就是他要找的那个案例。”

西奥多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谢谢您。”他说。

“不用谢我。”威廉·霍尔说，“谢你自己。你在麦里屯做的事，比议会里一百场辩论都有用。”

从威斯敏斯特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西奥多站在议会大厦旁边的桥上，看着泰晤士河面上的倒影。河水黑漆漆的，泛着油光，两岸的路灯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像是随时要灭掉。

霍尔先生站在他旁边，点了一根雪茄。

“我哥哥很少夸人。”他说。

西奥多没有说话。

“他说你在麦里屯做的事，比议会里一百场辩论都有用。这种话，我十几年没听他说过了。”

“那是因为他还没看到结果。”西奥多说，“麦里屯只是开始。如果他真的把我的报告送到查德威克手里，如果查德威克的法案真的通过了，那才是结果。”

霍尔先生看了他一眼，吐出一口烟。

“你这个人，”他说，“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庆祝。”

西奥多笑了笑。

“等结果出来再庆祝。”他说。

他转过身，沿着桥往布鲁克街的方向走去。泰晤士河的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味和煤烟的味道。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加快了脚步。

身后，议会大厦的钟楼亮起了灯，大本钟还没有建起来，但那座钟楼已经站在那里了，像一个沉默的巨人，俯瞰着这座城市。

西奥多没有回头。

他知道，路还长得很。报告递上去了，不代表事情就办成了。查德威克可能不感兴趣，议会可能否决，法案可能搁置。但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在麦里屯挖了排水沟，砌了粪池，换了水井，盖了公厕，收了垃圾，制了肥料，帮穷人交了窗户税，写了一本厚厚的报告，送到了对的人手里。

剩下的，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