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栋好奇道：“张培文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正年轻，为什么要将他寄养在你们这里？”

余大祥回道：“因为李桂香身体不好，她怀培文的时候，张国根在砖窑厂上班，除了每年三节回趟家，其余时间都在厂里。我丈母娘去世的早，没人伺候她坐月子，她也命苦，生产前一天还在干农活。那个时候我老婆也怀着孕，自己行动都不方便，照顾不了她。她生完孩子没两天，又遇到大变天，村里通知大家抢收，她只能硬撑着下地，因此落下月子病，后面身体就一直不太好。

没过几年，李桂香的肚子里有了老二，因为身体原因，孕后期连床都下不了。我老婆实在看不下去，自告奋勇揽下伺候月子的活儿，一直照顾她到出月子。我们家那时候也不容易，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忙生意。要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谁愿意管这闲事？”

余大祥喝了口水，回头看着亡妻的遗照，叹气道：“她家老二出生后，身体也不太好，经常发高烧。有一次烧到翻白眼，手脚不停抽搐，还是我骑着二八大杠将她们母子送到卫生院，才捡回一条命。从此李桂香将这个孩子养的分外小心，简直可以说是溺爱，对大儿子反倒不怎么上心。后来她一个人实在带不过来，就把老大送到我家，求我们帮着带几年。我老婆心软，就答应下来。

时间一久，张国根夫妇仿佛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原本孩子七岁就该上小学，他们愣是拖到十岁才在我们的提醒下，把人接回去办理入学。你说这不是耽误孩子学习嘛，好在培文非常争气，成绩样样拔尖，连跳几级赶上了同龄的孩子。”

余大祥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他是真把张培文当作自己的孩子在为他骄傲。

倪栋在旁边做着记录，随口问道：“听说张培文与父母的关系不怎么好，是吗？”

余大祥的表情变得愤怒：“这个张国根不是个东西，谁能跟他处好关系？我们对他不好吗？他结婚的钱都是我和他姐出的，他老婆坐月子，他姐忙前忙后伺候了两个多月，他一点也不感恩。十几年前，大概是85年吧，他打工的砖窑厂效益不好，他被裁员下岗，只能回家种地。但是他家的地之前租给了别人，租期三年，没到期不能收回来。

于是他打算盘下山脚的一块地，先种点花生、油菜啥的赚点收入。计划好了，就来找我们借钱，那几年我们家也困难，他姐肾里面长了石子，我带她去市里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生意也遇到点问题，一直在赔钱，就没借给他。”

余大祥猛地拍了下大腿，咬牙道：“他没借到钱，立马就和我们翻脸，还说我们以前赚了不少钱，不可能没有存款，分明就是不想借给他。唉……这种人就是个白眼狼……”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不再来往，只有培文这孩子依旧和我们亲近。估计张国根因这件事和他堵着气，这孩子又实心眼，脾气也倔，不如老二油嘴滑舌会应酬父母。”

周锡问：“张培文是个怎样的人？听说他和被害人发生过好几次争执，还差点动手是吗？”

“我没听说过，”余大祥将茶杯重重撂下：“培文是个好孩子，认真踏实。就算发生争执，肯定是老二没事找事。再说了，兄弟俩有点小矛盾不是很正常吗，牙齿还会咬到舌头。”

说着他的眼神望向门外，似乎陷入回忆：“他们兄弟俩小时候感情挺好的，那会儿我们两家还没闹矛盾，培文每到周末，会来我们这里小住。我记得那时候他上初中，老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个上海产的铁皮玩具车，晚上趁他妈没注意，愣是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这里。我还记得那时他兴冲冲的将玩具车递到哥哥手上，要哥哥先玩。”

周锡又就张培文在这里生活时的表现对余大祥展开询问。人的性格从年幼时的一些行为就能窥见一二，童年的经历也会影响一个人成年后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但是在余大祥口中，张培文并不像一个容易冲动，性格极端的人。

结束问询后，俩人回到车里，周锡搓了搓脸，盯着后视镜中越来越渺小的二层楼房陷入沉思。

兄弟不合、眼眶的伤痕、可能于案发时坏掉的眼镜，这一切似乎都将嫌疑指向张培文。可是除了推测，他们没有任何能证明他是凶手的证据。

张培文目前正羁押在拘留所，周锡的视线飘向远处光秃秃的田埂，希望负责审讯的刑警能带来好消息。

县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

周锡拿着几张照片仔细地看，倪栋把头凑上来一瞧，“嗬，好大的脚印。”

负责对接此事的刑警小罗向周锡汇报：“我们去现场看了，脚印从杨秀姗的窗户底下延伸到村里的主路上，大部分都被雨水冲刷干净，留下的也只有浅浅的印记，能看出轮廓，但是看不出鞋子款式。主路上有车轮印，初步判断是摩托车印，同样也是印记太浅，看不出车轮型号。附近拥有摩托车的村民太多了，根本无从查起。”

“足迹鉴定专家呢?”

小罗无奈地把双手一摊：“说是在市里参加重要会议，要过几天才能来”。

周锡将照片甩在桌上，双肘撑在桌沿边，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