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开始不肯，但那男子说那毒药只会让人皮肤起疹子，不会伤人性命。

而且，毒药是喷雾剂，只需每天喷在钟斐臣的办公椅和休息室的床铺上。

就算有人会去钟斐臣办公室，但正常情况下，也没人会去坐他的位子，睡他的床，也就接触不到有毒物质。

即便接触到了，只要次数不多，也不会产生不适。

这么一来，最后就只有钟斐臣自己会中毒。

中毒的症状，去医院检查也只会诊断为过敏类皮肤病，又找不到过敏源，也就没人会怀疑到她头上。

为了儿子，她同意了。

后来，她见钟斐臣果然只是得了皮肤病，也不算太严重，慢慢地心里的负罪感减轻了，越做越熟练，隐藏得越来越好。

她不放心把儿子一个人交给陌生人，夫家这边没有可靠的亲人了，便让娘家大侄子陪同一起去K国。

那男子给她看了第一笔汇款单，说是从他私人户头上汇出的，她留意到了汇款单上的签名，知道那男人叫迟延鑫。

之后一年多里，迟延鑫遵照约定，定期寄了她儿子的亲笔信回来。她每个月能与儿子和侄子打一两分钟电话，听说儿子病情已有好转，她更放心了。

原以为就这么一直偷偷做到儿子回国就不做了，可去年年底，那男人突然通知她加重药量。

那晚她谎称有事请假，要加班，趁机增加了几倍药量。

那毒药本身有某种香味，平时用量少，混在清洁剂里闻不出来，加大用量后，需要味道更浓的清洁剂和消毒液才能掩盖。

当时她有点慌，怕引人怀疑，恰好那晚钟斐臣喝醉了去了公司，一进办公室就被气味刺激得吐了。

她吓了一跳，不过侥幸的是钟斐臣和他两个朋友并没有起疑心。

之后是春节假期，没人上班，没人注意，她又暗中换了新的气味不太重的清洁剂，没人发觉。

假期后，钟斐臣很忙，天天加班，好几晚都睡在办公室。

接着，他有大半个月没去公司上班，听说是出差了，也有说是家里有事，在家办公。

她猜他是毒发了，很严重。

但奇怪的是，后来钟斐臣安然无恙地回了公司，状态比以前还要好很多，好像从没中过毒似的。

在此之后，与迟延鑫通电话时，她说了这个情况。

就在那次，迟延鑫告知她原来的毒药不能用了，要换一种厉害的。

那时是二月份。一个月后，迟延鑫去找她，给了她一瓶新的剧毒剂，让她自己戴好口罩和手套，注意点，别露馅了。

知道会致命，她很恐惧，不想干了。

迟延鑫威胁她，不干的话，她儿子的治疗就要中断，还会让人把她儿子扣留在国外，永远回不来。

她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毒。

哪知道，钟斐臣事先在办公室装了摄录机，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录了下来，没几天就暴露了。

她还浑然不觉，被叫去公司，面对沐绮恩的质问，她一个字也不能说，到了警署她也不敢说，因为一旦说了，她儿子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她为什么现在又全都招了？”沐绮恩疑惑道，“她不管她儿子了？”

“她儿子死了。”陶律师道，“一年前，人就没了。”

啊？沐绮恩与钟斐臣讶异地对望一眼。

警方从裘嫂娘家哥哥入手，经过多方调查与国际刑警的协助，发现迟延鑫把裘嫂儿子和侄子送到K国后，并没有派人送他们去大医院，而是送去了一家普通医院。

她儿子的病本来已是晚期，当下医疗水平无法治愈，加上到了国外水土不服，身体很不适应，病情恶化得更快，在去年五月份去世。

“这么大的事，她侄子没告诉她吗？”沐绮恩不解。

“她侄子收了迟延鑫给的巨额封口费。”陶律师似乎见怪不怪了，“反正人已经没了，早说晚说都一样，不如先拖着，等迟延鑫的目的达到后再说。”

“那她不是还定期收到她儿子的信，跟他通电话吗？就一点儿也没察觉不对劲？”沐绮恩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信都是她儿子在世提前写好的，基本都是报平安，报喜不报忧的信。”陶律师摇摇头，“是她侄子一封封分开寄回来的。

“后来这一年通的电话，对面都是放着她儿子先前录好的录音，国际长途，有时信号质量不好，每次说不过一两分钟，加上她侄子在旁边打岔遮掩，她也就没听出什么异样。

“她儿子也没读几年书，到了国外语言不通，什么也不懂，还不是由着那些人哄骗。

“他侄子倒懂一些，却又见钱眼开，最后就这样了。”

裘嫂在警署接到侄子的电话，得知儿子病死在异国他乡，当场恸哭失声。

又绝望，又怨恨，还带着几分报复心，她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坦白交代，希望严惩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