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时，他曾经装作无意的向长官打听过，知道韶乐在中西女学教书，他也知道她爱喝咖啡，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习惯。

他查了学校附近最近的咖啡馆，就是这家，于是他每个休假日都来这里，想要碰到她，他总觉得自己在妄想，可今天居然成真了。

她把话题自然地转向他。

问他来上海适不适应，沪杭警察署的公务忙不忙。

他说刚接手，千头万绪，租界那边的关系尤其复杂。

她轻轻接了一句“那你要多保重”，然后低头抿了一口咖啡。

她的语气和从前在医院里说“疼就说话”时一模一样——关切的，但并不逾越分寸，就像一个旧友、一个长官妹妹该有的关心。

他问她教书累不累。

她说学生们很可爱，她喜欢看到学生们学习知识时从不懂到懂恍然大悟的眼神，会让她很有成就感。

也喜欢他们孜孜不倦的学习，让她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她本来是来执行任务的，不过说起自己的学生，她是真的很自豪。

郭世良听着他说话，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神，和窗外阳光正好撒在她的脸上，那柔和美丽的面庞。

他的心像被揪起来，提着。

一种在别人身上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想要靠近却又怕打扰。

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靠近。

两人说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韶乐就提出了告别。

她觉得两人共同话题本来就不多，要是一次都说完了，下次跟人家都没借口见面了。

怎么建立朋友关系，怎么接近。

于是她提出来有机会下次在这里再见。

郭世良点点头，看她踏出咖啡店的门。

他按住自己不争气的狂跳的心脏，敛下眼中的不舍。

第二次是在两天后，中西女学门口。她下课出来时天色已暗，梧桐树下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

他站在校门对面的梧桐树下，没有穿制服，一身深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只油纸包。

他说路过，正好看见学生们出来，就等了一会儿。

油纸包里是起士林的桃酥。他说上次在面包房听她说喜欢吃桃酥——其实她没有说过。

但她想或许是他在某个场合听韶天提过，就记住了。

她接过桃酥，道了谢，不经意地问起他在上海还习惯吗，平时休息都做些什么。

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在办公室看看文件，偶尔去码头转转。

她说，外滩那边有几家老字号的本帮菜不错，你该去尝尝。

他顿了一下，问你能不能带路。说完又赶紧补了一句，说自己是陕西人，上海的菜吃不惯，也不知道哪里正宗。

语气有些急促，像是在解释。

她看着他——他的耳朵又红了，从耳尖一直红到耳垂，但眼睛还是直直地看着她，和在黄埔校门口问她“你哥哥是”时一模一样。

她说，好啊。

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拎着那包被她接过去的桃酥，听见这一个“好”字，他嘴角咧开了些，又努力收住，只轻轻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一道刚收到的军令。

此后几天郭世良便隔三差五地来找他。有时请她带他去外滩那家本帮菜馆吃腌笃鲜，偶尔也并肩走在南京路上，请她指给他看哪家店的生煎馒头最好吃，哪家绸缎庄的料子最时兴。

他走在她的左边——那似乎是他养成的习惯，把更安全的内侧留给同行的人。

她注意到了，但没有说。他不再像第一次在面包房那样紧张得碰翻咖啡杯，但每次她笑的时候，他的目光还是会在她左边脸颊上那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上多停一秒。

有一次在南京路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来，她往后退了一步，他下意识地伸手护在她肩膀外侧，手没有碰到她，只是虚虚地悬在空中。

电车过去了，他把手收回去插在裤袋里。

那一瞬间，韶乐这几天不对劲的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出口点，她想到了什么。

她忽然想起哥哥那天在房间里，说起郭世良，说起他来了上海，说起他的官。

那时候他觉得韶天是因为自己长期不在上海，所以希望他的下属能够保护他的妹妹，所以希望他们认识，成为朋友。

而这几天，郭世良频频约她，她也把她当成了郭世良是因为韶天的关系，所以想要和他多来往。

毕竟她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因为哥哥，因为父亲，对她献殷勤。

但是刚才那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郭世良好像不是这种人。

她把这两个多月来所有的细节串在一起——面包房里他碰翻咖啡杯时的手忙脚乱。

校门口他递桃酥时说“上次听你说喜欢吃”。

每次见面他都走在她的左边，每一次她笑的时候他的目光都会在她脸上多停一秒。不是客气，不是关照，不是献殷勤。

他是真的对她有意思。哥哥看出来了。她现在也看出来了。

她在黑暗里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攥紧，又松开。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郭世良告别回来的。

她想，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喜欢上她了，她要怎么办。

直接回避？那这些铺垫的关系就白费了。

他是沪杭警察署署长，租界、码头、车站、交通线都在他手里，组织的判断是对的，他的策反价值太大了。

如果她撤了，换别的同志来，光是建立信任就需要再花几个月，而且他未必会接受。

可如果继续——她已经结了婚，她是静山的妻子。

她坐在另一个男人对面，笑着听他说话，心里却盘算着怎么把他引向组织的立场。而那个人还喜欢她，她没办法再坦然的进行朋友关系的建立。

复杂的思绪让她感觉有点反胃。

她把脸埋进掌心里，深呼吸了几次。

煤油灯没有点，茉莉花的叶子在窗台上被夜风吹得沙沙响。

她想，等静山回来，她要原原本本把这件事告诉他。

不是汇报任务进展的那种告诉，是把她的困惑、她的为难、她觉得对不起郭世良也对不起静山的那种复杂情绪，全部告诉他。

然后问他：我该怎么往下走。

静山知道一切，他会处理好一切，会告诉她怎么办，告诉她为什么这么办。

但在静山回来之前——她不能停。

她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安就中断任务，不能让组织的努力付诸东流。

她能做的，或许是稍微收一收。

她可以以工作忙的名义，拒绝他的几次约见。

拖到静山回来，等组织的判断。

她把怀表从衣领里拉出来，打开表盖。

表壳内侧那张小照片，一个心形，左边是静山在法国是照的照片，上面他极为青涩，右边她蹲在茉莉花盆前浇水，侧脸被午后的阳光照得发亮。

静山把他们剪下来，拼在一起。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表盖合上，站起来，拉开了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