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槐烬把濯枝雨的档案交了上去。民国十八年之后的部分，厚厚一摞，从小学代课老师到圣约翰中学国文□□，每一年都有记录，每一个记录都有据可查。民国十八年之前的部分，薄薄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行字：“查无记录。”

山本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很久。

“查无记录。”他重复了一遍，把纸放下，“槐探长，你查了一个星期，就查到这个？”

“能查的都查了。”槐烬说，“他来上海之前的档案，可能是丢了，可能是毁了，也可能是本来就没有。民国十八年之前，中国很多地方都在打仗，户籍档案不完整，查不到是常事。”

山本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胸前，看着槐烬。

“槐探长，你觉得他是五年前虹口那个杀手吗？”

槐烬沉默了两秒。

“没有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你就说不是。”山本说，“你办案这么多年，应该知道——疑罪从无。”

槐烬看着他。

“山本先生，这不是法庭。这是特高课。”

山本笑了。

“你说得对。这不是法庭。”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所以，不需要证据。”

他转过身来，看着槐烬。

“我要你继续查。不是查档案，是查他这个人。查他每天跟谁见面，去哪里吃饭，晚上几点熄灯。查他的学生，查他的同事，查他的朋友。查到他露出马脚为止。”

槐烬站起来。

“明白。”

他走到门口。

“槐探长。”山本叫住他。

槐烬回过头。

“你跟他住对门，”山本说，“你查他，方便得很。”

槐烬看着他。

“方便。”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十二月，上海进入了冬天。

法租界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排排伸向天空的手指。石库门的弄堂里风很大，从北边灌进来，钻进每一条缝隙，把门板吹得咣咣响。

濯枝雨买了一个煤炉子，放在灶披间里，每天早晚生火取暖。槐烬从巡捕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钻进灶披间，坐在炉子旁边，把手伸到火上烤。

“冷？”濯枝雨问。

“不冷。”槐烬说，但他的手背冻得发红，指节肿得像胡萝卜。

濯枝雨没拆穿他，把一碗热姜汤推过来。

“喝了。”

槐烬端起来，喝了一口，辣得皱了皱眉。

“放了多少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