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肯定绕不过原料的问题，为了自己的“钱”途，张美好选择迎难而上，几经润色之后，把自己写好的文章邮寄了出去。

她这回投稿的不是省报，而是京城的《工人日报》。

因为她心里很清楚，自己文章里的观点太大胆超前，哪怕有着省报特约通信员的名头，送过去最大的可能，是被熟悉的编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教育一顿，然后把稿子帮她撕碎扔进废纸篓里。

京城的报社就不一样，先不说影响力，只说京城报社的格局就不是省报可比的——省报的目光一半在读者身上，另一半放在上级政策揣摩上，而京城是政策出台的地方，那里的报社信息来源更多、解读更深入，对政策不是揣摩而是传达贯彻。

时效性与眼界决定了报社的高度，更决定了报社刊稿的胆量。

当然张美好没指望自己一击便中，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给《工人日报》编辑心里留下道影子，再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自己向省报和地方报接连投稿进行渗透。

如此累积一段时间，相信《工人日报》的编辑，会想起她这篇文章的。

张美好本以为累积的时间咋也得一两个月——京城报社再有胆量，也是在吃准政策红线的标准下刊稿，该有的谨慎并不比地方报少。

谁知道时间只过去了半个月，就接到了《工人日报》编辑的电话。

刚下课就听到广播里响着自己名字，张美好以为美好纺织厂出了什么事儿，匆匆把书往郑初晓怀里一塞，小跑着来到辅导员办公室门口。

顾不得平复急促的呼吸，张口便喊了声报告。

辅导员开门见是她，笑着说：“别急，报社的人留了电话，让你随时回过去。我听说是京城《工人日报》，怕误了你的事，才请广播室广播了一下。”

谁不喜欢有能力的人，张美好凭借一手好文章，成了省报的特约通信员，院领导不止一次表扬过她，顺道一起表扬的自然也有辅导员，所以遇到张美好的事，辅导员现在是能放行就放行。

张美好接受辅导员的好意，笑着谢过后才回拨电话。铃声没过三次，电话已经被人接起，对面是一个严肃的女声：“《工人日报》，找哪位？”

“老师你好，我是北省师范大学的张美好……”

刚说了名字，对面便扬声叫人：“王编，找你的。”

拿着电话的张美好有些惊讶，自己这么被重视吗？

放下电话的张美好总算明白，自己或者说自己的文章里的观点，的确受到了《工人日报》的重视。

据后来接电话的王编说，日前各地小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被有识之士承包下去，一些原有工厂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就是有生产能力的厂子原料不足、有原料计划的厂子生产能力不强。

按原模式运营的工厂，遵循现有生产销售途径，能维持生产，但产出的商品因为款式单一重复、功能短板突出等问题，摆在商店的货架上卖不出去，难收回货款发放工人工资，工厂人心不稳。

新兴工厂则是原料成了燃眉之急，刚被承包就面临着无米下锅的局面，短期内承包者们为了稳定人心，垫资发放工人工资，但明眼人都知道，不是长久之策。

无论是维持现状的工厂，还是刚被承包的厂子里，都不缺明眼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纷纷把信寄到了国内唯一一家报道工人情况的《工人日报》。

有问题找组织，找不到组织就找能向组织反映问题的人，是人们朴素的想法。直接找本地政府部门有顾虑，写信、尤其是向有影响力的报社写信，成了许多工人的首选。

如果写信的只有一个两个人，报社最多转回发信地政府妥善处理，可是信多的能用麻袋装，《工人日报》就不可能不重视了。

重视归重视，解决办法甚至可行性方向，却不是那么好找的——一向以报道先进工人事迹为主的《工人日报》社，突然发现工人们除了爱岗敬业外，更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否则无法安心工作。

不能安心工作的工人，怕是不会接受积极舆论引导，那主要受众是工人的《工人日报》，还有什么存在必要呢？

意识到自身生存压力的报社，上至主编，下至记者编辑，无不挖门盗洞的想办法：通过上级单位以及政策部门了解情况是首选，可是上级部门也在摸石头过河，给不出确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