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伊丽莎白在卡林西亚的德拉瓦河畔有条不紊地铺开开发蓝图，霍夫曼的数据模型日益精确地描绘着河谷未来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气候，却如同阿尔卑斯山变幻莫测的天气，开始酝酿着一场规模空前的风暴。沃尔夫冈·莫扎特伯爵那过于耀眼、过于迅速的崛起，以及他手中掌握的、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与组织力量，终于引来了旧大陆权力棋手们空前一致的警惕与应对。

风暴的中心，首先在巴黎和柏林之间形成了一道隐形的低压槽。

法国-普鲁士的“忧虑同盟”深化

长期以来，法普同盟更多是针对共同敌人哈布斯堡奥地利的一种军事与外交默契。然而，沃尔夫冈的出现，特别是他在奥土战争中展示的非常规战术、对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渗透、以及对顶尖人才的“虹吸效应”，让巴黎和柏林感到了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新型威胁。

法国宫廷内，以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对沃尔夫冈感情复杂，既有旧谊又有因奥地利强大而生的微妙嫉妒）和部分强硬派贵族为首，推动了一项旨在“遏制奥地利技术优势扩散”的秘密计划。计划内容包括：大幅增加对法国本土科学院和工程学校的拨款，鼓励（甚至强制）法国学者减少与维也纳的公开交流；通过外交渠道向德意志诸邦施压，限制其青年才俊流向维也纳理工学院；暗中支持奥地利帝国内部残余的、对沃尔夫冈改革不满的保守派势力，为其提供舆论和少量资金支持。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更为务实和焦虑。他清楚地看到，电报线和新型蒸汽机带来的，不仅是奥地利军事后勤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更是一种国家组织能力和战争潜力的代差。他在给亲信的信中写道：“莫扎特那小子的机器，一天能锻造出我们一周的炮管；他的电报，能让他的将军比我们早半天知道战场的变动。这不是士兵勇敢与否的问题，这是体系对体系的碾压。” 因此，腓特烈一方面严令普鲁士科学院和兵工厂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技术追赶和仿制，另一方面，他秘密授权外交官，与法国探讨建立更紧密的“技术情报共享与联合研发机制”，甚至开始考虑在波兰等问题上对俄国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俄国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精力，并离间俄奥关系。

英国：从警惕到实质性遏制

伦敦的反应更为直接和具有全球视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联名向议会提交了措辞激烈的报告，详述奥地利团队在清国广东的活动，断言这“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影响力，并可能破坏远东的力量平衡”。报告建议，授权东印度公司在必要时，可以动用“一切适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外交抗议、商业抵制、甚至支持清廷内部反对势力）来阻挠奥中合作。

同时，英国海军部对“巨人-IV”型高压蒸汽机的潜在海军应用感到极度不安。第一海务大臣在机密会议上警告：“如果奥地利人，或者更糟，法国人，率先将这种机器装上战舰，皇家海军几个世纪以来依赖风帆和训练有素水手建立的优势，可能在一代人之内荡然无存！” 议会因此通过了一项特别拨款，用于加速英国本土的蒸汽机船舶研制，并加强在北海和地中海对奥地利（及法国）商船、特别是运输特殊机械或原料船只的监视。

更微妙的是，英国政府开始更积极地利用其金融和外交影响力，在德意志诸邦和意大利城邦中，散布对“奥地利经济殖民”和“技术依赖”的忧虑，鼓励它们寻求“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暗示英国可以提供替代性的投资和市场。

俄国的摇摆与算计

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对沃尔夫冈的感情最为矛盾。一方面，她欣赏甚至钦佩他的才能，之前的军事技术合作也让俄国获益匪浅（虽然代价高昂）。但另一方面，奥地利在巴尔干和波兰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沃尔夫冈那不受传统外交礼节束缚的行事风格，让女皇感到自己的权威和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受到了挑战。当法国和普鲁士的使者带着“共同关注奥地利过度扩张”的议题秘密来访时，叶卡捷琳娜没有拒绝，而是进行了暧昧的接触。她有意放出风声，对奥地利在奥斯曼遗产划分上的“独断”表示不满，并暗示可能在波兰问题上与普、法进行“更灵活的协调”，以此作为向维也纳施压、争取更多好处的筹码。

维也纳的应对：冷静的堡垒

四面八方的压力，通过各种外交照会、秘密报告、市场波动和舆论风潮，汇聚到维也纳。约瑟夫二世皇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在御前会议上坦言：“我们那位亲爱的伯爵，就像一颗突然闯入夜空的最亮星辰，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但也让所有其他星辰感到了威胁，甚至……联合起来想将他遮蔽。”

然而，面对这“山雨欲来”的局势，沃尔夫冈的反应却异常冷静，甚至可以说是以静制动。

他首先加强了内部整合与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