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周末，下午三点的阳光斜斜切过晨露咖啡馆的玻璃窗，在原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林晚星摸索着将帆布包放在脚边，指尖触到桌沿时轻轻顿了顿——她刻意选了靠窗的角落，这里光线最充足，能让她模糊的视野勉强捕捉到对面来人的轮廓。

她抬手揉了揉酸胀的眼窝，眼白带着明显的红血丝。昨天下午的工作场景像碎玻璃碴子，还嵌在心头隐隐作痛。

区残联的办公室里，打印机的嗡鸣声还没散去，林晚星正对着电脑屏幕上放大三倍的字体核对着某项表格，上面是一大串长长的名单，时间久了眼睛就干涩刺痛。同事江娜拿着一叠文件走过来，把名单往她桌上一放：“林晚星，你再核对一遍这几个新增的名字，今天就要报上去，可别出错。”

“我知道了，娜姐。”林晚星的声音很轻，带着一贯的温和。她深吸一口气，点开文档，然后拿起桌上的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核对起来，眼睛紧紧眯起，眉头不自觉地蹙着，连呼吸都放轻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发酸，视线渐渐变得更加模糊。就在她快要核对完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位新申请辅助器具的肢残大姐要做信息录入。其他同事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姐性子急，大嗓门开始嚷嚷没人接待她，林晚星赶紧放下名单的事儿，对大姐说：“您需要办理什么？我来帮您！”

办理过程中林晚星因为低视力的缘故，操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标时，比常人要慢上一些，需要凑得很近才能确认信息。一遍遍的询问和确认中，大姐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焦急，最后用恳求的语气对林晚星说：“姑娘啊，你能不能快点啊？我着急接孩子呢，她爸爸比我残疾严重，接不了，我孩子刚四岁，在上幼儿园！”

林晚星被一股隐隐的内疚感包裹着，她理解大姐的难处，为自己的笨拙而自责。她强忍着瞬间涌上眼眶的泪水，深呼吸，用尽可能平稳的声音道歉，解释说自己是低视力，需要多一点时间，请大姐谅解。最后，还是一位同事过来接手，才帮大姐办好了业务。

事情解决了，可那句话却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她心上——“能不能快点？”。这句话，她听过不止一次了。来自服务对象，来自同事，来自偶尔来视察、觉得她工作效率不够“亮眼”的领导。她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熟记所有政策流程，练习盲打速度，只为证明自己可以胜任。可总有一些时刻，她的视力障碍会突兀地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让她所有的努力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她知道自己不该哭，哭了就好像真的承认自己做不好这份工作。可是心里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怎么也压不住。她只是想好好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个办事的人，可为什么总是这么难？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彭杰发来的微信：“晚星，晚上一起吃饭吧？我刚忙完，在你单位楼下等你。”

林晚星看着屏幕上放大的文字，心里一阵温暖，又一阵酸涩。彭杰是交警，每天在马路上风吹日晒，工作比她辛苦多了。他总是担心她，怕她在单位受委屈，怕她出门不方便。每次她遇到困难，彭杰都会第一时间出现，给她依靠。

可是这次，她不想告诉他。她不想让彭杰再为她担心，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脆弱。她想让他看到的，是那个坚强、乐观、能够独当一面的林晚星，而不是一个动不动就委屈想哭的小姑娘。

她回复：“不了，我今晚要加班核对名单，你先回去吧，注意安全。”

发送完消息，她趴在桌子上，肩膀微微颤抖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擦干眼角的湿意，拿起放大镜，继续核对剩下的名单。只是这一次，眼泪好像流进了心里，让她觉得格外沉重。

咖啡馆的门被推开，风铃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林晚星抬起头，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立刻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倩倩，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