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

白日里还存着几分秋阳余温的知州府，到这时已全然静了下来。书房窗扇半开，一弯冷月斜斜照入，与案头那盏孤灯一道，将满室照得半明半暗。

瞿宝砚自一册簿牍上抬起眼来，目光微微一转，不觉落在白日里季凌也坐过的那张椅上。

那椅子仍在原处，灯影压着椅背，寂然无声。

她看了片刻，方才缓缓收回目光，垂眸静坐。心中所思，却已不止于白日那一场来往。

渌州地势实则有天然的优势。

北面与琅州水陆相接，互通最密；其余三面，则多为群山环束，重岭叠嶂，山外分属津州、歙州、岑州。州中一条大江自西北而来，穿州而过，连通码头、渡口、商埠与各县乡里。

盐粮、木石、布匹、药材，乃至百姓日用诸物，十之六七，都循此水路往来。

江在，商路便在。

商路在，则货得以通，银得以转，人得以聚，百业也便随之活泛起来。再往下，赋税、物价、争讼、民生，桩桩件件，也都跟着动。

州县之治，从来不只在公堂之上，也不只在几纸文书之间。坊市如何流转，铺户如何营生，船埠牙行如何接续，货自何处来，银往何处去，这些看似都在公门之外，实则样样都在州政之中。官府若瞧不见市面筋脉，许多事便只能治其表，终究治不到里头去。

前人言“重农抑商”，原也不是全无缘故。

于旧日治术而言，农生粮，田出赋，户籍系于土地，最便掌握；商贾却逐利而行，流转无定，聚散无常，一旦兼并囤积、操纵物价，最易摇动地方。故历代官府重田亩而防商贾，本意无非是求一个“稳”字。

可如今一地生计，若只守着田土而不问流通，到底也不过是守住一摊死数，养不出真正的生气来。

农能养人，商能活财；田亩定其根，市易行其血。重农是保本，抑商却未必尽然得法。

尤其渌州眼下方经灾后，田可以再种，元气却不能只靠田里慢慢长。货路若通，百货方有去处，民财方有生机，官税也才续得上气。

她想到这里，心里便愈发看得分明。

渌州病得不在穷，而在壅；不在无货，而在一路皆为人所扼。

反观琅州，市面丰盛，百货杂陈而不乱，铺户各安其业，买卖亦自有规矩。故而其市面活，货路稳，岁入税银竟较渌州高出三倍有余。说到底，不单是地方殷实，更在商路有序，风气未坏。

而说到这风气，便绕不开两地各自的地方大商——渌州有秦氏，琅州有季氏。

两家同为一方巨贾，走的却从来不是一条路。

秦家求的是“压”，季家求的是“立”。

琅州与渌州接壤，季家的商路，便是顺着这一带水陆一点一点铺出来的。货到有期，银两有信；压价有度，不将人逼上绝路；用人有分寸，不在细碎处苛剥；遇急让三分，逢利不尽取。

生意人拨的是算盘，可算盘珠子拨到末了，算出来的便不只是眼前几分利，更是多年积下来的口碑与人情。

这样的人家，未必人人称善，却也不至于叫同行恨绝。买卖做到这一步，靠的便不只是家底与手段，更是规矩。规矩能立得住，后头便不只是精明了，还得有家风撑着。

她同季凌也打了也有三次交道，心中自有衡量。

商贾之家，最怕两样：一是只知逐利，二是失了信用。前者令人轻，后者令人惧。季家这些年能在琅州立得住，显然并不是靠一时侥幸。而观季凌也其人，亦可窥其家风一二。

此人脾性直烈，甚而有几分张扬，却并非轻佻无状之辈；行事有章法，言语亦知分寸，往来之间守信重诺，见事也并不偏狭。瞿宝砚几次与他对谈，可摸得此人立身端正，秉性向善。能教出这样的儿郎，季家家风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秦家却是另一条路。

渌州这些年看着也是舟车不绝，商埠热闹，铺面鳞次，可那热闹只浮在面上。底下的根脉，却早已叫秦家一点一点蛀空了。

秦氏一家独大太久，凡是能攥在手里的，几乎都叫它攥了个遍。旁人看见的是它家楼高门阔、金银成山，她如今坐在这案前，方知哪里只是一个富字，分明是将一州商路生生压成了独木桥。

桥上只容它一家走，桥下旁人不是被逼退，便是被踩沉，日积月累，到如今，整个渌州的买卖气脉，竟都系在这一个秦字上头。

秦家在时，旁人难有出头之日；秦家一倒，塌下来的也不只是几箱银子那样简单。

官府如今抄得了现银，封得了铺面，收得了账册，却未必接得住这一摊买卖。征收、裁断、整顿，是官府所长；可经营铺路、盘活货源、接续人手却不是。若只图一时痛快，将秦家旧业尽数一封了之，看似除了大患，实则伤的却是渌州元气。

说到底，推墙易，扶厦难。

而秦家独大太久，州中小商早已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故而秦家纵倒，也绝不是百家便能立时并起。要叫这市面重新活过来，不能只等它自己慢慢生长，还得官府从旁扶引，一寸一寸，将那口断了的商气续回去。

想到这里，瞿宝砚心中也自分明。